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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中美贸易谈判中断，两国贸易关系存在冲突扩大化风险后，中国舆论场里开始流传中国应该为贸易谈判失败承担责任的观点。这些似是而非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分裂了国内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加以理性分析。

　　首先，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特朗普总统发起的关税大战是为了制定更加自由公正的贸易规则，而不是反对自由贸易，他希望通过创造性破坏重塑新的全球规则。

　　这种观点暗含的前提是承认特朗普关于“其他国家在贸易上占美国便宜”的判断。这种一厢情愿的说法忽略了现有自由贸易规则与全球化体系是由美国制定和主导，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初衷，是为了大幅缩小美国逆差，并通过高关税破坏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刺激制造业回归美国。

　　因此，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本质上是落实“美国优先”原则，“让美国再次伟大”，而不是什么更公平自由的贸易规则。美国贸易逆差过大，主要是美国经济出口部门太小，而消费需求又过大，究其原因是美国自身的制造成本劣势。现在，美国想用高关税牵引制造业回流，实现进口替代，类似变相退出全球化。或者要求主要贸易伙伴进行贸易干预，进口更多美国产品，这也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违背。

　　其次，有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意图产生误判，准备不足，导致双方贸易谈判破裂。事实上，早在奥巴马时代，中国就致力于推进两国双边投资协定，并推广自由贸易试验区，早在一年前就制定了全面开放政策，准备好与美国谈判。

　　谈判破裂的原因不在于谈判内容，而是因为美国的态度。谈判以来，美国代表团内部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美国政府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是导致中美谈判破裂的原因，美国缺乏基本的外交信用以及对谈判对手的尊重。

　　在美国优先原则下，特朗普总统在经贸领域与所有重要贸易伙伴都产生了摩擦，并不单独针对中国。而在对华策略上，其目标也复杂多变，包括技术遏制、改善贸易失衡、破坏产业链、阻止产业升级，等等。这些目标总体上是为捍卫美国第一服务。

　　特朗普一直认为经济繁荣的中国人非常伟大，而且是世界上最聪明的谈判者，若想在谈判桌上战胜中国人，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中国政府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人”。他的这种谈判策略看上去很聪明，但却因为没有信用而无法推进谈判。当你在谈判中遇到一个不确定的对手，谈判失败不是你的错，而是对手叫价不断变化的原因。

　　第三，一个更流行的观点认为，因为中国没有按照美国所期望的那样成为自由阵营的一员，所以对华进行打击。言外之意，如果中国接近美国的价值观以及政治制度、市场体系，美国就会放过中国。这种观点的幼稚之处就在于把两国之间的冲突简化为意识形态与制度之争，完全否认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中国经济运行当中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这些也是中国着力改革的领域，在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改革要求更加迫切。这与美国在谈判中的一些要求重叠，意味着存在共识。

　　但是，大国之间的竞争从来不考虑对方的意图，而是实力。只要中国崛起到有能力威胁到美国的地位，那么，不管中国实行什么样的政策，都会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米尔斯海默教授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大国政治悲剧”概念，并成为美国“中国威胁论”的理论根源。

　　早在1980年代，日本也曾遭受美国持续打压，与当前对付中国的逻辑一样：“日本(中国)经济崛起破坏美国霸权经济基础，是以美国衰落为代价的”。日本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市场体系，都是在美国指导下完成的，日本是美国的盟友。但这丝毫不会让美国手软。与欧盟的关系也类似。即使是现在，特朗普在回答谁是美国敌人的采访时，首先将欧盟作为美国贸易上最难对付的敌人。

　　中美贸易谈判既有平衡两国贸易的正常需要，也掺杂两个大国竞争的背景，再加上美国为了在谈判中获取更多利益采取了善变的做法，并涉及到国际自由贸易多边规则，让双边贸易谈判异常复杂，必然有一个博弈与再认识的过程，这很正常，当前，关键是要保持战略定力，按自己的节奏办好自己的事，绝不让贸易摩擦干扰我国深化改革和开放发展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