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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伴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公司法的发展，各国税收监管与税收制度中出现了漏洞。这些税收漏洞成了避税地产生的温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通过避税地的运作，西方国家大大降低了资本扩张的税收成本，从而使自身获益。在当今西方世界对避税地喊打的时候，殊不知这些避税地就脱胎于这些国家。不论制度与实体，它们都是相关国家在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时期的衍生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展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以来，避税地就已成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众矢之的。从技术上看，此前BEPS行动计划已经对避税地进行了充分的专业分析，并出台了一系列遏制其行为的法律建议，各国正在通过立法加以规制。

    然而，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很多纯粹的避税地都是英属岛国，其中就包括开曼和百慕大。原因是什么呢？这些避税地与英国存在哪些千丝万缕的历史勾连呢？避税地又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壮大的呢？顺着这些颇为有趣的关于避税地历史形成与发展的暗线，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避税地的全貌。

    公司法的发展为避税地的诞生创造了法律条件
    利用避税地逃避或减少税收的做法古来有之。最早的避税地实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根据戈登报告的记载，“古雅典城对于商人的进口贸易要征收2%的税收。商人们为了逃避这些税收就会绕道到其他相邻的小岛存储货物，之后再通过货物走私进入希腊。这些小岛就成了最初的安全港”。类似操作被中世纪的英国、弗兰德斯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的商人广泛采用。但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避税地只有等到现代公司法人制度及企业所得税法建立起来之后，才具备了诞生的客观条件。避税地的产生与现代公司制度直接相关，没有公司法人，没有企业所得税，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避税地。

    一般认为，股份有限公司起源于17世纪英国、荷兰等国设立的殖民公司，比如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就是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18世纪早期的公司被一系列不断升级的投机甚至欺诈案所影响，最典型的是南海泡沫案。1720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泡沫法案”（《反金融欺诈和投资法》），只有被皇家法律或国会法案通过的公司才可以发行可转让股票。美国也沿袭了英国对于公司法的严格管制态度。

    19世纪早期，各国公司法基本沿袭了18世纪的形式，但仍不断有所突破，使得公司制度更具灵活性。当公司法的发展使其必须与税法交叉时，新的问题产生了。因为公司的所有人已经缴纳过个人所得税，再征收公司所得税势必引起对双重征税的质疑，那么，是否对“法人”课税呢？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早先的1813年，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决定仅有公司的不动产可以被课税。1909年,一种被宪法所容纳的公司所得税形式获得法律通过并推广实行——这一联邦所得税模式延续至今，只是当时的税率在今天看来非常低，在1909年仅对5 000美金以上的所得课征1%的所得税，到了1918年，对2 000美元以上的所得课征12%的所得税。1940年，税率上升到38%，与近年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基本在一个水平。

    公司法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工业革命带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大发展。贸易范围的扩大和交易趋于复杂对新的商业制度提出了要求，现代公司法人制度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产生，并在早期的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同时，所得税法开始由对个人征收扩大到对法人征收。19世纪50年代，“避税”（Tax avoidance）一词已经开始出现在文献中，只是一开始没有受到广泛重视。

    公司法的制度创新导致现代避税地的产生
    经过复杂的公司法演变，第一个公认的准避税地案例终于在美国新泽西州诞生了，而新泽西州推出改革的初衷是放松对公司管制，而非出于税收目的。

    新泽西州当时希望以自由主义来吸引富庶邻居（邻州）的公司前来投资。19世纪80年代，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是美国对企业总部最具吸引力的两个州，大量的企业总部在此注册。第一个动议将纽约的公司吸引到其他州的人是纽约的公司法律师James Dill。Dill在新泽西有房产，当时他是新泽西州长Leon Abbett的顾问。1889年，新泽西正在计划制定公司法，当被问及如何才能最有效地增加本州财政资源时，Dill主张以自由主义精神给予公司结构更多灵活空间。随即，他被委任起草新泽西州的公司法，该法案最终在新泽西州获得了通过。1896年，为了吸引更多公司来新泽西注册，该州通过修订法案进一步放开对公司法的约束，取消了对公司的所有时间性限制，并允许各种各样的合并和收购。1899年该州又通过了另一项法案，允许公司拥有其他公司的普通股权——该法案的直接目的是吸引在纽约州的美孚石油信托在该州成立控股公司。意在吸引投资的公司法改革也导致了税收方面的结果，引入公司内部合并的机制为集团公司转让定价提供了法律可能性，也使得不同地区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得到法律允许。通过设置公司构架，注册在新泽西州的跨国公司总部可以规避其海外子公司所得的税收义务。时至今日，比利时、爱尔兰以及其他避税地所采用的公司法模式都可以追溯到新泽西州当时的法案。很快，美国的特拉华州迫于财政压力，也决定效仿新泽西州修订公司法。在特拉华州的公司法改革中，来自纽约州的律师又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898年，特拉华州通过的公司法给予公司更为宽松的注册条件，这一注册标准几乎被后来全球所有避税地或低税率地区所效仿，并写进了它们的法律之中。这种影响延续到今天。现在，美国60%的500强企业注册在特拉华州，而新泽西州仍然是美国的“信托之乡”。

    需要说明的是，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被国际税收学者认作为最早产生的避税地，但它们与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这样更加纯粹的避税地有很大区别。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它们都有自己的实体经济，并非单纯的空壳注册地。比如，特拉华州最大的所得来源是制造业，相关产业主要有化学工业、石油制造业和汽车产业。之所以认为避税地在这些州诞生，还是因为这些州在公司法领域的制度创新，使得通过这些州进行避税成为可能。更准确地说，在美国首先诞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避税地法律制度机制。

    新泽西州与特拉华州的公司法改革引发了当时美国各州的“基层竞争”，各州都竞相通过宽松的合并法与税收优惠来吸引企业投资。美国各州公司法制度创新带来了母公司全球所得课税的问题，美国联邦政府随后通过了多次改革举措解决了这些问题。

    美国的公司法改革也引起了一些欧洲国家的效仿，如瑞士从1920年开始修订了一系列公司、信托、金融法案，以注册灵活和金融保密性保护吸引了大量跨国资本注入。其他一些欧洲本土的避税地或低税地，如爱尔兰、卢森堡等的相关法律制度多数也发源于这一时期的各项改革。

    避税地与英国的“血缘关系”
    目前，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全球少则有十几个，多则六十几个国家或地区被视为避税地。尽管避税地名单有所差异，但是有部分国家或地区如巴哈马、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泽西岛等避税地却几乎出现在每一张名单上。这些避税地多是英国属地，以伦敦和欧洲市场为中心，它们一般都没有实体经济体系，通过刻意制定相关法律放松非居民交易管制来吸引资本，属于最纯粹的避税地。那么，它们是怎么产生的呢？它们与英国又有怎样的关联呢？

    如果说美国的公司法逐渐放松对合并的限制是一种法律技术性处理，那么在英国的公司法修订过程中，法院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主导性角色。通过一系列的案例和法律制度创新，英国法院逐步通过判决阐明“居住地”标准（明确税收属地原则），并逐渐扩展他们的这一观点，把范围由真实的“人”扩展到公司法人。

    在19世纪，英国的税收征管法律认定问题日益突出，除了国内税收问题，还包括英国母公司在全球布局的庞杂的下属公司的税收问题。对此，英国税务当局不得不向法院提起若干案件来澄清相关问题。

    一项重要的判决可以追溯到1876年，当时法官面临两家公司的案子，加尔各答的朱特米尔斯公司和切塞纳的硫磺矿业，两家公司都在英国注册，但其生产活动分别位于印度和意大利。法官认为，由于这两家公司的控制权和管理运行实际上并不在英国国内，因此两家公司在英国并不是出于税收目的而在英国“居住”的，因而不应该在英国纳税。在该案中，注册地不被认为是证明住所的必要条件，相反，有效的控制成了必要的证据。这一原则在1901年的钻石跨国公司戴比尔斯一案中被重申。

    1904年，英国的埃及三角洲土地和投资有限公司成立，目的是在埃及购买和租赁土地，并将其董事会迁往开罗，其中牵扯了大量的非居民税收问题。1929年，该公司终于就一系列税收争议与税务部门对簿公堂。这一次，法官们认定该公司对英国没有税收责任，因为实际控制机构已经不在英国。这是一个具有开创性和深远影响的案例。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使英国成为避税地——外国投资人可以在英国设立公司而不被认为是英国居民企业，因为在英国法律下他们是由海外控制的。但这些公司可能会因其他国家的来源地原则而在两国都免于纳税。这种漏洞直到在1988年英国出台新的《金融法案》才被完全弥补——法案规定，在英国注册的公司都是英国的纳税义务人（控制标准仍然适用于税收条约）。这一法案也将英国拉回到了税收意义上的正常欧洲国家。但20世纪早期的埃及三角洲法案判决适用于当时整个大英帝国，它很快被百慕大群岛、巴哈马群岛以及后来的开曼群岛和其他地区所利用，用来吸引投资。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今天我们熟悉的纯粹避税地都出现在这一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不复存在。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等成为具有自治权的英国海外领地，英国的国内税收政策无法对其产生影响。因此，在英国本土的改革已经无法使这些地区转型为税收意义上的正常国家或地区。